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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称中国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         
专家称中国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
[ 作者:本站编辑    转贴自:    点击数:4286    更新时间:2011-11-3    文章录入:本站整理 ]
 
    来源:财新网 2011年08月10日
 
    【财新网】(专栏作家 刘胜军) 
  
    作者为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群众上访愈演愈烈。从具体情况看,导火线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房屋强拆、土地强征、环境污染、暴力执法、工程质量、严重腐败等等。温州动车追尾事件之所以引发公众如此激愤,当然与长期积累的民众不满情绪密切相关。全面爆发的食品安全危机,更是将公众的社会信任感逼到了崩溃的边缘。
 
    社会矛盾的压力不断积聚,是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而导致社会矛盾增加的,则是现行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现行经济发展模式,最主要的特点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
 
    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就出台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并通过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设立证券市场、鼓励竞争、引进外资等一系列配套措施,让市场的“无形之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既是对中国市场导向改革的认可,又是推动市场导向改革的关键动力,既所谓“以开放促改革”。市场导向的改革,一方面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极大刺激了企业和个人的创造力与努力程度,是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根本性原因。
 
    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与欧美国家市场经济存在很大差异,主要体现在政府的“有形之手”依然对经济运行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巨大影响。
 
    首先,虽然央企数量从2003年初的196户减少到2010年6月底的125户,但这些央企依然掌握了巨大的经济和金融资源。2010年,仅中石油、中石化两家公司的利润就超过了民企500强利润之和。他们的巨额利润主要来自垄断地位,不仅损害了市场竞争效率,也让消费者不得不承受高油价的痛苦。
 
    在垄断地位的屏障下,央企内部也难免腐败、浪费丛生。中石化广东分公司一次性购买近82万元的茅台酒、中石化156万元的天价吊灯、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日均挥霍4万元,绝非偶然,而且所暴露的也不过是冰山一角。虽然2008年中国就颁布了《反垄断法》,却无奈法不及“共和国长子”,这是非常遗憾的。
 
    其次,政府掌握了巨大的土地资源。在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居民理财意识的觉醒、国人买房结婚的习俗等多重因素下,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地方政府成为房地产大牛市的最大赢家。根据易居中国2009年的调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重庆等国内十大楼市典型城市的地价占房价平均比重为25.7%。目前,一些城市的土地出让收入已经占到财政收入一半左右,土地财政尾大不掉。
 
    再次,近年来,财政收入保持了GDP增速2至3倍的增速,但政府获得的巨大经济资源并未用之于民(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减税等),而是耗费在层出不穷的大型项目上。从高铁的衔枚疾进,到保障房大跃进,再到轰轰烈烈的城市改造、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大运会、世园会,整个国家变成了巨大的工地。
 
    大型工程项目之于官员,不仅可以提升城市形象,创造所谓政绩,更是腐败的温床。许宗衡、刘志军、许迈永、姜人杰的落马,无不牵涉大型项目。河南省交通厅连续四任厅长前腐后继,更是让人叹息体制的悲剧。工程腐败的结果,必然导致项目质量隐患。杭州和温州的桥梁垮塌、海南和郑州等地的保障房质量问题、高铁故障和动车事故,都是向我们发出的警告。从经济学角度看,政府过度投资,不仅降低经济效率,也对民间投资产生了很大的“挤出效应”,导致民企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
 
    第四,利率、汇率等关键金融价格尚未市场化,IPO审批制依旧。由于长期的利率管制,实际利率经常为负,导致居民资产不断被通胀侵蚀。银行体系则长期躺在全球最高的利差上面赚钱。由于利率杠杆的不灵敏,政府频繁使用存款准备金率,导致银行可贷资金紧张,信贷资金成为“短缺商品”,再度出现优先照顾国企的局面,一些民企甚至被迫去以极高的利率去地下钱庄融资。
 
    汇率价格失衡,导致积累3万亿美元之多的惊人外汇储备,导致国内货币投放失控、出口型企业成本扭曲。IPO审批制,导致证券市场成为权贵寻租的理想场所,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创业板就已经从理想的天空跌落下来:审批制怎么可能审批得出有希望的创业板?
 
    最后,正如吴敬琏教授所告诫的:好的市场经济一定是法治的市场经济。现阶段,由于司法独立性的缺失,选择性执法和弹性执法层出不穷,市场经济的合理竞争规则得不到尊重。国家虽有详尽的法规,却难以阻挡环境污染愈演愈烈,难以阻止食品安全危机遍地开花。结果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不造假、不寻租,就难以生存。
 
    没有人会否认,“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也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得到了体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被列为“十二五”的主线。
 
    但是,知易行难。下一步改革的实质就在于让政府的“有形之手”逐步退出市场,这势必受到既得利益者的极大阻挠。
 
    既得利益者的身影处处可见:由国务院责成卫生部牵头五个部门、三个以上协会和70多位专家制订的国家食品安全标准,6月1日起实施,却成众矢之的。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和国内最大巴氏奶生产企业光明乳业[8.93 1.36% 股吧]总裁郭本恒炮轰其“倒退25年”、“全球最差”、“垃圾生产出来的就是垃圾”雷人的乳业标准,再次证明中国政策被利益集团绑架程度之深;早就应该放弃的IPO审批制,继续为权力寻租提供理想场所;非公经济36条、新36条出台后,对民企的制度歧视有增无减;早应市场化的利率水平,却依旧成为保护银行既得利益的工具,任凭公众的血汗钱为通胀侵蚀;发改委,如今只管发展不问改革;对中央各部委、央企的审计年年揭黑幕,但年年岁岁花相似……
 
    下一步的改革,其核心症结在于政府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减少政府的审批权,减少政府所掌控的经济资源,实现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
 
    显然,政府体制改革唯有依赖自上而下的推动。但是这一改革,将受制于一系列悖论。首先,要政府放弃手中过大的权力,改革会触动大量既得利益,也包括改革者自身的利益,就像高西庆先生说的那样“无疑需要灵魂深处的革命”。其次,对改革者而言,改革的成本在当期(比如经济增速可能下降),收益却主要在远期,这又势必要求执政者具有超越政治周期的远见。再次,集体行动的悖论。即使每个人都希望改革,但每个人却可能又希望别人承担改革的风险,这种集体行动的“搭便车”现象,也让改革愿望很难转化为改革行动。
 
    庞大的中国经济,正艰难行进于改革的历史三峡。要顺利通过这一历史关口,唯有果断推进政府体制改革。推动改革的,可以是执政者的远见和勇气,也可以是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和压力。但后一种力量更具有破坏性和不可预测性。否则,我们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就有可能被腐败、收入分配失衡、环境污染、食品危机、工程质量、征地与强拆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所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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