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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法:刑讯逼供何时休       ★★★
中国政法:刑讯逼供何时休
[ 作者:刘 斌    转贴自:    点击数:14761    更新时间:2006-7-31    文章录入:本站整理 ]

  刑讯逼供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早在商周时期便盛行墨、劓、刖、宫、大辟5种主要刑罚,主刑之外还有种种法外酷刑和私刑,如商之醢、脯、炮烙、剖心,周之焚、髡、烹、贯耳、车裂,秦之坑、定杀、具五刑等,西汉之后虽然一度在正刑中废除肉刑,但正刑之外肉刑还是随处可见,如武则天时酷吏周兴、来俊臣每审讯囚犯,无问轻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于瓮以火圜烧灸之”。朱元璋时有挑筋去指、去膝盖、抽肠刷洗、剁指、断手等,同时械、镣、棍、拶、夹棍五毒俱备,清初还允许私设公堂,国民党统治时期,刑讯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新中国建立后,从法律上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并将刑讯逼供作为一条罪名写入《刑法》,但如同将贪污、受贿等行为作为罪名写入《刑法》仍有人要贪污受贿一样,刑讯逼供虽然明令严禁,司法机关近年来仍有明知故犯,有时甚至到了触目惊心、草菅人命的地步。

  湖南湘潭1992年2月发生了一起凶杀案,警方草率地把姜自然当作嫌疑人,连续3天3夜严刑逼供,他的左耳撕裂,双手因长期被铐导致腋下糜烂,伤疤至今犹存。1995年5月河南尉氏县发生了一起很小的盗窃案,嫌疑人朱旺坡在派出所双手被反铐在木椅上接受讯问,随即遭到警棍电击,帚把、胶棒抽打,办案人员见审讯“效果”不明显,就用手摇电话机给朱“过电”,朱不堪痛苦,只好“叫说啥就说啥”,结果酿成冤狱一桩。

  河北衡水潘国贤冤案也是由刑讯酿成,办案人员为让潘招供,用开水往潘的嘴里灌,用烟头烫他的前胸与胳膊。而在连世龙等人的冤狱中,先是丁保周被河南济源公安局办案人员戴双铐铐在两根钢管之间,成半弯腰式,既不能直立,又不能蹲下,脚上还戴着15公斤重的镣铐,当时气温高37度,蚊虫叮咬,无法拍打,丁哀求一口水喝也不予满足,致使丁多次休克,看守多次用冷水将他泼醒。脚镣把丁保周双脚磨烂,化脓流水,裆部腐烂发臭,小便经常尿在裤内,大便3天才让上一次,而且腰直不起、腿抬不动,只能扶着小凳挪到厕所,长达52天的折磨,丁保周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更令人发指的是,为了让丁招供,副局长原喜军将丁未满两岁的孩子找来攻心,孩子见状,当即吓得哇哇大哭,回去便大病一场。这一招还果然灵验,丁保周按原局长的要求编造了案件经过。但丁的“招供”,苦煞了郑小战、薛文生、连世龙、李文兵等人,他们与丁保周一样遭到酷刑逼供,其中连世龙在受刑后被戴上手铐、砸上脚镣,非法拘禁在一个2平方米的小屋里,有125天没洗过脸、没理过发、没见过太阳,有10几次昏死被抢救过来,以致在他获释出来时,其不人不鬼的外形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在讯问嫌疑人的过程中,一些办案人员除了使用刑讯的方法外,还变着花样折磨、侮辱嫌疑人。例如在河南正阳发生的姚静丽姐弟“杀人”冤案中,办案人员多次夜以继日轮番对姚刑讯逼供,还让姚自己扇自己的耳光。夜里,办案人员审讯累了,就打起扑克来,让姚到一边去逮50个蚊子,姚静丽花了几个小时才逮够50个,而后向办案人员洪前进交差,洪问:“蚊子呢?”姚答:“扔了”。洪说:“不中,逮够了让我看看。”姚只好再逮。天快亮了,姚静丽实在太累了,刚坐下来打盹,就被洪扭着耳朵揪起来。在河南邓州发生的孔带到治安队审讯,2人将防捺倒,令其双膝跪地、双手举起交代“卖淫”问题,并用皮带狠抽孔的双手,用脚猛踢孔的臀部,边打还边说:“今天你不咬出十个八个男人,就别想活着回去!”夜里12时,二人又将孔叫到队长办公室“提审”,逼她脱去外衣和内衣,又逼她解裤带,孔誓死不从,于是袁、刘又连夜带孔转移了地方。在此地,二人没有对孔用刑,而是贼溜溜地双眼直孔身上盯,挖空心思对孔进行调戏,还无耻地让孔丽萍为他们“按摩”!

  上述事例还都是轻的,更为严重者是办案人员刑讯逼供致人死亡,这样的案例不是绝无仅有,而在近几年是时有发生。如山东泰安发生的马洪庆等人刑讯逼供致人死亡案就是一例:1994年10月,泰山区徐家楼乡发生了一起偷卖自行车未遂案,正巧路过此地的张见春夫妻被视作偷卖自行车人的同伙而押到乡派出所。指导员张亚成对张现春、所长马洪庆对张妻分别先用酷刑逼供,在连续折磨了6个小时后,马洪庆等人仍不肯罢休,又将张现春双手铐住,拉到院子里轮番练摔跤,马等人摔累了,便逼迫被传唤到所的农民邵武去摔张,邵目睹了张被毒打的情景,又慑于马洪庆的淫威,只好上前轻轻推了张两下,马见此状上去就踹了邵一脚,喝斥道:“叫你闹着玩呢?!”邵只好再上前将张摔倒,这回,张现春再也没有爬起来。张死后,马洪庆等人将其草草掩埋,而后订立攻守同盟,对外则一致称张现春跑了。1998年3月湖北石首发生的反贪局副局长徐奉禄等人“审”死供电局副局长王崇高一案也是颇为典型的一例:徐等以王涉嫌贪污连续两天对其刑讯逼供,致使王抢救无效含冤而死。当供电局的其他负责人接到检方通知连夜赶到市人民医院急救室,所见到的惨景是:王一身灰土,脚上未穿鞋,左脚赤裸,右脚只穿了一半袜子,双膝皮肤破渍,两手腕皮下严重淤血,面部口唇肿胀、鼻孔有血、鼻梁有伤、头发零乱、眼眶青紫、两眼瞪得老大,一副死不瞑目的神情。供电局纪委书记刘明山见此惨状,脱口而出“怎么是这个样子”?被身边的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张辅义立即喝止:“不许乱说!”随即张召集当班医生、护士及在场人员,告诫大家严格保密,不要乱讲。此案后经罗干、韩杼滨批示,被中央有关部门列为全国九大错案之一予以督办。

  刑讯逼供致冤甚至致亡的案例还可以举出许多。当然,在司法实践中确实有的犯罪嫌疑人是“不打不招”,或者是“一打就招”,但是作为一名司法人员,你绝不能“不招就打”,绝不能以违法去治犯罪,或者以犯罪去治犯罪!那么,为什么刑讯逼供这种现象尽管明令禁止,仍然屡屡发生呢?

  首先,与办案人员重口供的观念有关   就总体情况而言,刑讯逼供大量发生在案件的侦破阶段,这个阶段出现刑讯逼供的频率远比在起诉或审判阶段要多,无论是警方管辖的案件还是检方自侦的案件,或是警方侦查完结移送检方起诉的案件,在案件侦破阶段,有为数不少的办案人员首先注重的是口供,而不是证据,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讯问嫌疑人身上,为了获取口供,常常是夜以继日,挑灯夜“战”,在获取口供后再以此为线索来寻找证据,这样办案相对来说当然是省劲、要快捷,但问题在于一旦从犯罪嫌疑人那里得不到理想的口供,刑讯逼供便应运而生了。

  其次,与办案人员的素质有关  笔者曾对手头的300多个冤假错案作过一个统计分析,其中有95%的冤假错案与刑讯逼供直接相关,而这些刑讯逼供现象又多发生在基层公安部门和检察部门,尤其以派出所干警为多。据有关资料报道,基层司法机构工作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人员万分呈多元化,有的是从其他单位调入,有的是从部队转业,有的是托关系走后门进入,有的甚至原来就是社会上的痞子恶少,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未接受过正规的、系统的法学教育,文化程度较低,其中有一些人压根儿就不懂法!基层司法队伍中部分人员的低素质与刑讯逼供的产生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第三,与司法机构对所属人员的管理不善、约束不严有关  虽然我们现在三令五申强调从严治警、从严治检,一些司未能机关的领导从“从严”不离口,但实际情况却往往是“从严”只喊在嘴上,不落实在行动上,当一些刑讯逼供的现象发生后,其部门领导对这些有错误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的干警不是坚决制止、严肃处理,而是放行纵容甚至袒护包庇,像上文提到的王崇高被刑讯逼供死案便是非常典型的例证。

  第四,与我们国家法律与制度自身深层次的一些矛盾有关  比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办案人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法律上的“应当”二字是硬性规定,它实际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必须”。因此,当嫌疑人缄口沉默时,或者被认为不是“如实”时,办案人员往往会采取相应的硬性措施。虽然该法第43条也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但是因为拒绝回答或者不“如实”回答均可以视为“抗拒”,而“抗拒”就可以“从严”,怎样“从严”呢?一些干警便不只动口,同时也手脚全动,甚至用“大刑伺候”了。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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